七夕节｜明代文人怎么理解“情”？

又是一年七夕，这个节日从最初源于星象崇拜的祭祀 ，逐渐演变为今天的东方“情人节
”
，其内涵的流转，一如“情”字本身的历史
。在当代语气中 ，“情 ”多半指向男女爱恋。然而
，若将目光投回历史的长河，会发现“情
”的旅程要曲折得多 。它最初的含义偏向“实情” ，而后衍生出“情感 ”的意思
。到了市民文化勃兴 、个性思潮涌动的晚明
，文人才在畅销的世情小说中，将“情
”和男女之爱空前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同时 ，文人对“情”的探讨与书写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从王阳明
、李梦龙等文人学者对“情 ”的理论探讨
，到冯梦龙和汤显祖对“情
”的文学实践，我们能够窥见明人对于“情”的不同理解 ，以及“情 ”的传统义和新义在那个时代的交织
。

一、“情
”为何物？从“情实”到“人欲 ”

到了宋明理学的体系里，“情”的地位更加微妙而复杂
，明代对于“情
”的重视，首先体现为心学对于理学的“情”观念的革新。在南宋理学家朱熹的体系里 ，心 、性
、情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家园
，其核心是“心统性情 ” 。在他看来，“性即理
” ，是家园的根本法则；“情”则是因外物而起的波澜
，是家中那个可能不守规矩的成员；而“心 ”，则是人的“虚灵
”主体 ，既非等同于家规(性)
，也非等同于成员的情绪(情)，它的职责是“知觉”与管束
。如此 ，情虽是人性的自然流露
，却随时可能因“迁于物 ”而行差踏错，需要“心
”这位大家长时时加以省察与节制 ，以确保“发而皆中节”。在这套森严的等级中，“情 ”的地位无疑受到了压抑
，它的正当性，需要时刻接受“理
”的检验和“心”的管束 。

在王阳明那里 ，“心即理 ”将心、性 、情多元的结构统一了起来
，在他看来没有外在于心的天理，也没有外在于心的“性”与“情
”
。“心”的本体便是天理 ，作为“心之用 ”的“情
”也被视作“自然之流行”
，如他所说，“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 ，皆是良知之用 ”。这意味着
，喜怒哀乐不仅可能是偏离正轨的危险支流，同样也是“良知
”(此心此理)最本真
、最直接的呈现 。只要情感的生发是自然的、无所执着的 ，它本身就是善的
，就是天理的体现。这一思想的转向，为“情”的正当性找到了坚实的哲学地基
。此后 ，在其影响下，阳明后学们更是将这股思潮推向极致
，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 ” 、李贽的“童心说
”，都是在高扬人鲜活的本真之情。

这种从心学内部生发出的对“情”的尊崇 ，并非仅仅停留在书斋里的哲学思辨
，而是深深植根于明代激烈斗争的政治环境之中 。明代皇权极盛，但同时士人的反抗也极激烈
。皇权力图将自身塑造为万世不变的天理 ，将皇帝的心等同于圣人之心
，在这种背景下，强调“心即理 ” ，将是非判断从依托皇权收回士人的内心情感
，就具有了反叛的意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人士大夫对“情
”的论述 ，也常常暗含着人格理想与政治关怀 。文坛领袖李梦阳论诗
，开篇便强调万千法度皆需“情以发之”，在他看来 ，诗歌的根源在于“情者，动乎遇者也 ”
，是士人内心真情的自然勃发
。这种对“真情”的执着，也体现在他“豪杰
”式的狂傲人格与直言敢谏的政治实践中。

然而 ，也需看到
，这些文人士大夫所高扬的“情”，虽已远较前代更为深刻和重要 ，但其内涵很大程度上仍未超越“情实 ”(真实无妄)与“情感
”(感时伤世)这两层古义 。他们所言的“情”
，更多指向的是士人阶层面对家国天下时，一种发自肺腑的真诚与担当
。“唐宋派 ”的代表文人唐顺之论文章本色 ，追根溯源
，最终归于“忠诚爱国不能自已之情
”；李梦阳论诗虽主情，其旨归仍在“诗言志”的传统中。这份“情 ” ，是士人风骨的写照
，是道德人格的延伸，是一种根植于儒家传统的家国情怀 ，与今天所理解的
、侧重于男女之爱的情感，仍有巨大的差别 。“情
”字更多地指向男女之爱
，市井男女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生命冲动，则主要表现在明代的世俗文学之中
。

二 、《情史》：匹夫匹妇的情爱百科

晚明文人对“情”的痴迷 ，最直观的体现莫过于冯梦龙辑录的《情史类略》(通称《情史》)。这部奇书
，与其说是一部历史，不如说是一部关于“情 ”的博物志 。冯梦龙将古往今来的情事分门别类 ，辑为“情贞
”“情缘”“情私 ”“情侠”“情痴
”“情幻”等二十四类
，几乎穷尽了“情 ”的各种形态。其所录之事，上至帝王将相 ，下至贩夫走卒
，乃至鬼神精怪、花鸟虫鱼，无所不包 ，展现了明代人对“情
”丰富多元的理解
。

冯梦龙在序言中试图为“情”正名
，提出“六经皆以情教也 ”，意图将凡人之情比附儒家教化 ，从而获得合法性。然而，他所呈现的情感世界
，却远比礼教的框架更为宽广
、驳杂，甚至越轨 。书中固然有符合儒家伦理的“情贞
”一类 ，歌颂着如王世名之妻那般为夫殉节的贞烈女子
，但更多篇幅，则描绘了那些逸出常规、令人惊叹的“情”
。

如“情痴 ”一类 ，将“情
”极致激烈而近于病态的一面呈现出来
，无论是为见一面而甘愿自宫的洛阳王某，还是相拥投水而死的王生与陶师儿 ，抑或那位独具慧眼 、能从眇一目的妓女身上看到绝代风华的少年
，他们都活在“情”本身构筑的真实中，痴迷成了他们存在的方式。“情私 ”中的故事则多描述那些礼法之外的越轨之情 ，故事往往始于青年男女对父母或官府或世俗观念的违抗
，如张幼谦与罗惜惜的私下盟誓与幽会，最终通过其情感的真挚与坚韧 ，感动大官勋贵或父母，使“私情
”被承认
，终成眷属 。“情缘”“情幻 ”与“情灵”等类别，则大量引入了神鬼
、宿命与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叙事
。无论是祝英台的化蝶 ，还是符丽卿的鬼魂还愿
，其背后都贯穿着因果报应的朴素观念，真情必然得到回应 ，而负心薄幸则必然招到报应。“情侠
”一类则凸显了“情”与“义 ”的关联
，如古押衙为成全王仙客与无双，不惜设计“赐死
”无双 ，偷梁换柱
，最后为绝后患而自刎 。他所为者非关男女私欲，而是一种为知己者死的“义气” ，这时的“情 ”已升华为一种超越个人利害的道德承诺
。“情豪
”与“情秽”两类
，更是将帝王将相荒诞夺目的情欲生活铺陈开来，从隋炀帝的“迷楼 ” ，到严世蕃的“香唾盂
”，这些故事以其奇观化的描绘
，展现了“情”在权力催化下走向极端纵欲与败坏的一面。除此之外，《情史》的视野还延伸到了“情外 ”所记录的同性之爱 ，以及“情通
”中人与万物的情感联结
，其包罗万象，可见一斑 。

书中不少故事颇有趣味 ，如《昆山民》一篇
，一户人家为给病重的儿子“冲喜”，匆忙办婚事 ，又怕儿子病体难支
，便让自家小女儿去陪伴新嫂嫂
。谁知女方家也怕女儿嫁过去守活寡，竟让自家的小儿子代替姐姐拜堂。结果 ，代兄拜堂的假新郎
，与陪伴嫂嫂的小姑子，竟在洞房之夜将错就错 ，私谐鱼水 。闹到官府，县官却道是“嫁女得媳
，娶妇得婿 ”，干脆让假凤虚凰成了真夫妻。又如《情幻》类中的《张倩女》 ，衡州女子倩娘与表兄王宙相爱而不得
，竟至于灵魂出窍，夜奔百里追随情郎 ，一去五年
，生儿育女，而她的肉身却一直病卧闺中
。直到五年后魂魄归来 ，与病体合二为一
，二人奇缘得谐。这类故事已成为后世乃至今天许多电视剧或通俗文学的故事模版 。

当然，《情史》主要以猎奇为目的 ，其中对宫闱淫乱的许多描绘
，即便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也颇为露骨，一些故事甚至十分粗鄙
。而书中随处可见陈旧的儒家伦理 ，对贞女等的推崇，也很是迂腐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难免显得落伍。然而，这些故事中仍有一些具有超越时代的魅力 ，即便是今天读到
，也深为感动 。如“情化”卷中有篇短文《化铁》，讲述一位女子仅仅因为在楼上遥望过一个商人 ，便相思成疾而死
。火化之后
，“独心中一物，不毁如铁
” ，家人将其磨开
，竟能“照见其中有舟楼相对，隐隐如有人形”。直到商人归来 ，听闻此事
，抱着这颗心痛哭，此心才化为飞灰 。“独心中一物 ，不毁如铁 ”用以形容刻骨的真情，细品之下含蓄隽永
，颇有诗意
。“情感
”卷中亦有不少感人至深的故事，《连枝梓双鸳鸯》一篇写韩凭与何氏夫妻的爱情悲剧 ，他们被宋康王强行拆散
，双双殉情。康王下令将二人分葬两处，然而一夜之间 ，两座坟上竟各生出一棵梓树
，“根交于下，枝连于上” ，更有一对鸳鸯鸟
，“双栖于树，朝暮悲鸣 ” ，可见强权可以摧折骨肉
，却无法撼动真情 。这些故事能够穿越时间的魅力，正在于这种不被外物所定义、扭曲的真挚情感
。

三 、《牡丹亭》：“至情
”的超越性

如果说冯梦龙的《情史》是在广度上 ，为“情”绘制了一幅包罗万象的世俗地图，那么汤显祖的《牡丹亭》
，则是在深度上，将“情 ”的理念推向了极致。

汤显祖的创作 ，根植于晚明士大夫的思想光谱
，他与主张“童心说
”的李贽神交，亦受王学左派泰州学派影响 ，其“主情”思想
，正是这一思想谱系在文学上的最鲜明的回响 。他曾言“世总为情，情生诗歌 ” ，认为“情
”是世间万物的根本。比起冯梦龙更具商业性的辑录性质
，汤显祖的创作承载着更深刻的文人关怀与形而上思考
。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为《牡丹亭》写下的那段著名题词中：“天下女子有情 ，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生而不可与死 ，死而不可复生者，皆非情之至也
。”这段话
，堪称晚明“主情论 ”最鲜明的宣言。在这里，“情”不再仅仅是人欲的自然流露 ，甚至不再是“心
”的附属
，而被赋予了一种超越性的
、本体论的价值 。它足以与压抑人性的“理”相抗衡，成为一种能够穿透生死、颠倒乾坤的根本力量
。

杜丽娘的故事 ，正是这一理念最完美的戏剧化呈现。身为南安太守的千金
，她是在“存天理，灭人欲 ”的森严闺阁中长大的 。她日常所学的 ，是“有此身即有此理
”的教条
，读的是“女四书”，是被解为“后妃之德 ”的《关雎》
。然而 ，诗歌本身具有超越教条的感性力量
，即便是被解为“后妃之德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的原始文句最终还是会解放一个人的天性，使她深为触动
，“讲动情肠 ”，在春日游园的自然景象里 ，她感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这不仅是惋惜春光 ，同样是对青春生命的哀叹。这种情动成为她与柳梦梅梦中相遇的机缘 。在梦中
，她与素未谋面的书生柳梦梅“话到其间”腼腆相叙，体验到了生命中最本真 、最自由的情感
。也正是为了守护这份梦中之“情 ” ，她不惜相思成疾
，乃至殒命。这种毁灭，实则是一种虽未必自觉
、但足够决绝的反抗 ，它意味着
，如果没有自由舒展的情感，即便“死生事大
” ，也不足畏惧 。而她死后魂魄不灭，终在梅花树下与现实中的柳梦梅相遇
，并最终还魂复生，成就姻缘 ，更成为“情”战胜生死、超越礼法的最佳寓言。

相较于《情史》
，《牡丹亭》中的“情 ”因此更呈现出自觉的超越性
。冯梦龙笔下的情侣们，其抗争多在现实层面展开 ，最终的结局
，也往往仰赖于侠士义举 、官府青天，或是因果报应
、宿命姻缘这类外在的、奇幻的力量。汤显祖虽然也借用了“还魂”这一超现实情节 ，二人爱情的结局也是在类似于“机械降神
”的机缘下完成的
，但这更像是一种寓言结构 。杜丽娘的抗争，本质上是在灵与肉 、生与死的界限上展开的一场内心交锋
。杜丽娘为情求索的每一步都充满了主动性：梦醒之后 ，她没有将春梦视为一场荒唐
，而是执着地“寻梦”，在现实的花园中追索梦中痕迹；在病中 ，她自画春容，并题诗其上：“他年得傍蟾宫客
，不在梅边在柳边 ”，以便梦中人来寻。从游园惊梦到寻梦而死 ，杜丽娘的每一步都很主动 。她的魂魄脱离了肉身的禁锢
，反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
。也正是她的魂魄历经寻访，主动叩响了柳梦梅的窗扉 ，在人鬼之间建立起联系
，将梦中之情彻底落实于现实。

可以说，杜丽娘离魂寻梦 ，是在现实种种禁锢的情形下
，对于“心
”与“情”的力量挣脱束缚的隐喻，汤显祖在题词里说“情 ”可以超越生死 ，但其实他真正表达的是：情可以逾越那个阻隔人的自然天性的高高围墙 。

结语